作家纷纷“触电”挣快钱：文学与影视不可兼得？

近些年来，刘震云、严歌苓、张翎等作家不但小说文本屡被改编搬上银幕，甚至不惜亲自担纲编剧，出演角色。如何看待作家频频“触电”现象，这有助于文学走向“大众化”？或者降低文学的艺术含量？请听听几位新锐评论家、小说家的说法——

壹 文学应该与影视保持距离

李清霞

为挣“快钱”作家纷纷“触电”

文学与影视联姻，实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双赢，是文艺发展的理想形态。左手小说右手剧本，游刃有余、名利双收，是很多作家追求的目标。然而，鱼与熊掌不可兼得，文学与影视是两种不同的艺术形式，遵循各自的内部规律，二者不可避免地存在着矛盾。

小说家转行做编剧，或者同时兼做编剧的情况，在中国影视史上一直存在，比如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“蜜月期”，产生了一批有影响力的影视作品：《芙蓉镇》《菊豆》《红高粱》《活着》等；成就了刘恒、刘震云、杨争光、严歌苓等作家。小说家介入影视剧创作，客观上提升了影视剧的思想深度和艺术品位。刘恒、杨争光等人后来以剧本创作为主，小说创作成为副业；有些作家坚持二者兼顾，比如刘震云、严歌苓等。刘震云的《手机》从电影到电视剧，他的幽默、犀利、丰富、深刻表现得淋漓尽致，娱乐警示观众的同时，也为影视公司、导演、演员及相关人等带来巨大的收益，他也坦承写《手机》是为了挣点“快钱”。

“浅阅读”时代，社会浮躁、生活节奏快，受众习惯了碎片化阅读方式，没有时间阅读大部头的作品。有些作家沉溺于文体实验，试图在形式上产生突破；有些作家努力迎合西方对中国文学的审美期待，以成为世界性作家为目标。尤其是近些年来纯文学边缘化的状况日益严重，越来越多的纯文学作家开始进入影视圈，并试图复制刘震云的成功模式。

一手小说一手编剧难兼顾

过度影视化对文学创作带来了不好的影响。“由俭入奢易，由奢入俭难”，影视毕竟是一个以热闹人气为标志的通俗领域，本应埋头文学创作的作家一旦跨过界，尝到了影视巨大利益回报的甜头，要再坐守文学创作的冷板凳可能就有些困难了。

与那些看似与影视隔离的作家勇于探索的精神相比，刘震云被改编成影视剧的作品往往有相似的套路，有许多是写一个人与他身边那些人的关系，总是有一个核心的人物，这类小说确实比较适合影视的改编，比如《一地鸡毛》、《我不是潘金莲》等，后者就是一天生的大女主结构。刘震云就是擅长写“大男主”“大女主”的故事，而且《手机》还是先有电影后有小说的。有人批评改编自严歌苓同名小说的电影《芳华》流露出的是“矫情”“伪崇高”，甚至认为严歌苓正在向通俗小说家陷落。

我们不否认文学的多样性，电视小说也一度成为小说的重要类型，但在趋赶时尚的心态下，质量很难得到保证。由周梅森编剧的电视连续剧《人民的名义》，艺术水准远不及他之前的小说。影视与文学具有艺术精神上的内在差异，影视剧是工业化产品，遵循的是商业原则、市场规律，要追求收视率和经济效益；纯文学创作则注重向人的灵魂深处开掘，表现历史感与时代感，展现人类丰富的精神世界和独特的生存体验。所以，左手小说右手剧本是一个虚假的、自欺欺人的幻梦，二者很难兼顾。

文学应保持思想艺术的独立性

新世纪以来，随着资本的不断介入，影视逐渐沦为资本的玩偶，电影的艺术生命和思想力度被抽空。网络时代成长起来的青少年，从小看动画片、动漫、短视频，玩电脑游戏，阅读网络小说、鸡汤文，他们欣赏或习惯了夸张、玄幻、盗墓、穿越、无厘头等表达方式，资本为获取最大的市场回报，投其所好，影视市场充斥着平面化、低俗化、类型化、思想含量小、价值混乱、艺术水平低下的作品。深度模式被消解，文学为影视做嫁衣的现象日趋严重。

但是，依然有坚持文学理想，始终如一关注现实，关注普通人生存现状的作家，他们不断创作出接地气、有正气，思想艺术价值均高的作品。刘醒龙在《当代》长篇小说卷2018年第2期上最新推出的长篇力作《黄冈密卷》就是一部具有强烈历史感与现实感的作品。从《凤凰琴》到《天行者》，刘醒龙坚定地捍卫人的信念、理想和情怀，在历史与现实的激荡中寻找现实病症的历史文化根源。

文学与影视要不要保持一个相看两不厌的距离，这个问题应该引起重视了。文学只有保持思想艺术的独立性，才能真正提升影视的思想艺术水平，成为影视内容生产的源泉。对于被鸡汤文指点人生的网友们来说，纯文学作品或许能带来清新另类的阅读体验。这样的小说，才能真正与影视形成良性互动。